始于一桩德国少女的驱魔悲剧──《附魔、疾病、不死生命》前言

本文刊于黄涵榆《附魔、疾病、不死生命》一书

1976年夏天德国少女安娜莉丝(Anneliese Michel,1952-1976)死于巴伐利亚地区小乡镇Klingerberg家中,遗体上布满严重挫伤,且有过度饥饿的迹象。当地法医获报到场勘验,因为怀疑存在非自然死因,拒绝开立死亡证明。经调查显示,两位天主教神父Alt和Renz对据称被恶灵附身的安娜莉丝施行好几个月的驱魔仪式,期间神父们都没有请求医生採取任何医疗措施。事件传开之后引发大众媒体关注,成为广播报导内容,顿时激起大众对于驱魔仪式的好奇。邻近地区的一位Hermann Heim宣称手中握有安娜莉丝驱魔仪式实境录音带在村中播放,后来被检察官没收,且牧师必须接受调查。不久之后,安娜莉丝双亲和两位执行驱魔仪式的神父都以过失杀人的罪名遭到起诉。整个德国社会、甚至国际社群持续关注案件的发展,《新闻週刊》(Newsweek)1976年8月23日还以「附身」为题做了专题报导,相关书籍与节目讨论恶魔与罪恶的存在事实或虚构,引发教会、学界和医界之间的纷争。本案被告于1978年春天被判处缓刑,即便他们都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面对了大众嘲讽和谴责。核准驱魔仪式的主教Stangl甚至因为舆论攻击过度自责悲伤而中风,死于1979年四月初。真实案例于2005年翻拍成电影《驱魔》(The Exorcism of Emily Rose,2005),观众得以贴近主角艾蜜莉的生命经验和驱魔神父面临的信仰与道德挣扎。

安娜莉丝从十六岁起就开始出现昏厥、尿失禁、呼吸困难、惊恐、痉挛,最后则开始有看见可怕的脸孔和被异物附身的感觉,辗转经过几位神经科医师治疗都徒劳无功,甚至无法检查出确切病因。在这种情况下,驱魔仪式──现实与电影里她本人都不反对──是不得不的选择吗?对谁而言是或不是?实证科学和法律的见解对于安娜莉丝的生命必然具有正当性更强的话语权和宰制权吗?在整个过程里,安娜莉丝不再是她本人,她的身体和心灵的所有权和决断权不再属于她,她的身心灵成了自然与超自然、神灵和恶灵,以及宗教和医学、司法争斗的战场。

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计画起于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无意中在YouTube上看/听了安娜莉丝的「驱魔实录」。当下也许是太具有震撼性、过于诡奇,我并不清楚自己有甚幺样的情绪和理智上的反应(或者该有甚幺反应),但隐约受到了某种无可名状的召唤:那不是甚幺伟大洞见、志业和愿景的召唤,而是扭曲变形、极端的痛苦,是已被排除在「正常」、「健全」、甚至「人类」範畴之外剩余的生命(甚至是否还能被称之为「生命」也不太确定),姑且称之为「不死的」(undead)生命。后来重看了幼年懵懵懂懂过看过的、恐怖影像(如:三百六十度旋转的头)一直印刻在脑海里的《大法师》(The Exorcist,1973)。我开始思考:在面对那些扭曲变形的身体、黏稠的青绿色呕吐物、恶魔嘶吼咒骂等影像时,除了惊悚、害怕、噁心之外,还可能或应该有甚幺反应?「附魔」只是一种怪诞、超自然、非理性的迷信状态吗?当生与死之间的自主选择已是不可能或无关紧要,「人类」所承受的非人的折磨与苦难似乎抗拒着明确的伦理思考与判断。《大法师》中附魔的芮根是否应该为她直接或间接谋害的三条生命负责?为何《驱魔》里的驱魔师剧终得到的判决是“You’re guilty, but free to leave”?我们与不论是真实案例或电影里的附魔者之间是否还有认同的可能……?这幺说吧:这本书企图「回应」那不死的生命,当恐怖不再意味着贱斥(abjection)、不再只是(社会文化建构的、意识形态防护和移转机制的一部份的)恐怖。

「妖魔」、「变态」、「偏执」、「邪恶」、「不死」是我过去几年所执行的国科会(现科技部)专题研究计画的关键词,也是阅读、思考、写作的核心议题。我一直从偏锋或极端状态探索生命的真相,这本书大致也是在这样的路径上所撰写的。我试图暂时先抛开自然与超自然、理性与迷信、人与非人、善与恶……诸多的认知、伦理与本体的界线,并企图重新检视这些界线。此外,这本书也代表我在既有的精神分析与生命政治的理论基础上,寻求新的研究客体,以及建立跨领域连结的可能性。「附魔、疾病、不死生命」这样的计画将有着悠远宗教、社会与历史脉络的生命现象,置放于包括神学、伦理学、医学人类学、精神分析、生命政治的理论视角。

第一章「附魔与疾病研究的跨领域视野初探」算是本书的浓缩。我在这本书所讨论的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附魔」,而不是涵盖範围更普遍的「附身」;换言之,并不是所有形式的附身都是魔性的、会伤害灵的载体。本研究着重附魔者、恶灵──也就是恶魔学(demonology)──与驱魔术的三元性结构。附魔的症状与各种身体与心灵的病变(如:多重人格和癫痫)纠葛不清,但无法完全从病理学和精神医学的观念解释,总是鬆动了医学的分类与解释系统。即便是疾病本身也不完全是医学上的问题,而是有社会、语言与文化、政治与心理方面的因素。除此之外,本章还讨论了作为一种生命治理技术的驱魔术和作为附魔和驱魔知识基础的「恶魔学」。恶魔学显示了一个重点:每个时代与社会都有各自叙述与想像的恶魔、各自将恐惧焦虑投射到恶魔的方式。从附魔者的身心症状、恶魔与驱魔三个面向谈附魔的问题强调的是多重决定、跨领域的视野,本章也顺着这样的理路提出了包括基督教神学、生命政治、精神分析与医学人类学的初步理论观点,在本书接续的几章里都将作更深入的阐述与应用。

第二章「驱魔与疗癒:基督教神学观点」先以《新约》里的〈福音书〉与门徒书信里诸多的附魔/疾病叙述为範例,显示病痛与灾难在初期基督教里具有罪的意涵,而真实信仰则是得到疗癒与宽恕的不二法,基督所施行的驱魔与疗癒因此具有凝聚基督教社群、强化治理的权威。由此我们看到《新约》体现了基督与恶灵、信仰与罪过、疗癒与附魔/疾病对抗的启示论生命和宇宙观。接下来讨论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 AD)的神义论(theodicy)与「恶的匮乏论」(evil as privation):也就是说,邪恶之为一种匮乏并不表示空无一物,而是一种「偏离」良善与上帝安排的世界的「实质意志」。阿奎那斯(Thomas Aquinas)则接续奥古斯丁「恶的匮乏论」,赋予理性哲学的深度,更强调恶的根源在于自由意志的选择;两人的神学观点都成了日后基督教体制面对异端与巫术的正统观点。本章最后以《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为例,聚焦恶魔与巫术经由甚幺样的神学与宗教论证被「建构」出来,当中以涉及到生命政治的问题留待第三章做更深入的探讨。

第三章「异端、巫术、附魔:一些有关生命政治的思考」如标题所示,主要探讨异端迫害、猎巫与驱魔的生命政治面向。我先讨论晚期中古到早期现代欧洲(约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中)的异端与巫者猎杀的历史脉络。我不会刻意从「集体精神病发作」的方向谈这些问题,而是强调必须关注是甚幺样的(神学和疾病)论述、世界观、(恶灵)想像和(司法审判)权力配置、複杂的政治与社会现实让「异端」和巫者成为危险的、邪恶的、可辨识的、必须猎杀的仇敌。接下来我以发生在1630年代法国中西部小镇卢丹(Loudun)的巫术与附魔事件进行个案研究。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和狄塞度(Michel de Certeau)的观点,我要特别讨论附魔者的身体被甚幺样的权力运作介入、教会体制如何透过驱魔仪式强化生命政治司牧权(pastoral)与生产真理,以及整个事件牵动的宗教、医学与各种知识体系之间的紧张关係。

本书的核心理念是:附魔和疾病(以及两者的纠葛)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政经脉络下被决定、被建构的,无法免除网络化的权力、知识、论述之间的纠葛。再者,(精神)医学理性无法定义自身,无法切断与疾病或疯狂的诡奇分身关係,甚至必然指向或依赖外于医学(extra-medical)的框架範畴,那些无法被科学理性命名制伏的不死生命,如同第三章所谈到的教会体制透过猎杀异端才得以重建与强化权威。本书第四章「附魔、档案与不死生命:现代精神医学与精神分析脉络」首先取径傅柯,简要地论证现代精神医学如何需要不断介入、界定疯狂,以施展其权力。接下来讨论夏科(Jean-Martin Charcot)的歇斯底里研究与讲学如何打造出一个「歇斯底里剧场」,象徵层次上是附魔与驱魔的奇观。接着,我将从佛洛伊德所分析的史瑞伯(Daniel Schreber)与十七世纪的日耳曼画家海兹曼(Christoph Haizmann)两个附身/魔档案,延伸到精神分析视角下的不死生命。

本书强调对于疾病的理解不应侷限在宗教与实证医学的框架里,而应该更贴近即身的病痛与苦难经验。第五章「病痛叙述:医学人类学观点」将先简要地描绘现代医学史,探讨疾病、健康与疗癒所牵涉的複杂的、不均等的知识与论述、权力与想像的配置。接着藉由桑塔格(Susan Sontag)、凯博文(Arthur Kleinmann)、芮德利(Alan Radley)和符兰克(Arthur W. Frank)等人的医学人类学着作,从病痛叙述(illness narratives)探讨疾病与病痛的社会文化建构,希望能开展出病痛叙述作为一种生命证言的伦理意义。

我在我所属的外文学门里从事研究工作总是尝试跨越学科界线,让自己的研究可以「不是/似」外文学门。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死亡欲力(death drive)?这本书以附魔、异端、巫术和病痛为研究课题,希望能带着读者走向宗教、政治、医学、或常态与健全的边界,从那里用不同方式看待苦难、病痛和生命,如果有甚幺伦理可能性──如果有的话──就从那里开始。

由衷感谢(编按:台湾)科技部(前国科会)人文司过去十多年长期对我的专题计画的支持,让我能够有足够的资源从事研究与论文写作。我也要感谢两位助理翊钧和卉薇任劳任怨协助处理和行政官僚打交道的工作,让我能免于过早精神崩溃。感谢「哲学星期五」那一伙哲学狂热份子给了我很强的感召。感谢高教工会的伙伴们无怨无悔的付出,让我谨记在学术工作之外该关心甚幺。感谢台湾师範大学英语系同仁平日系务的协力合作和台湾人文学社伙伴们大大小小事情的情义相挺。对于台南老家的家人和台北家中两位「永远的女孩」的感激难以言表,你们都是我能够完成任何事情重要的助力。

这是一本未完成的书,该想的、该写的都溢出书本有形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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