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笔下的「行动派的知识分子」──詹宏志

小野笔下的「行动派的知识分子」──詹宏志

有个人,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年代台湾新电影遇到瓶颈的几个关键时刻,毅然跳出来,用一种「无私无我」「相互扶持」的精神,完成了在当时非常艰难的任务。

之后他便毫不留恋的离开了电影界,甚至很少再谈这段经历。就像他从很年轻时,在每次因缘际会中进入新的行业或新的领域,他都能透过自己建立的学习系统,透过快速自学找到自己独特的介入方式。不管失败或是成功,他都很勇敢,凡事硬着头皮往下做,不会的再去学。

他年轻的时候常常遇到赏识他的老闆,很快就把主管的重责大任託付给他,所以他在过去的工作中常常「带领」一群比他年长,甚至比他有经验的人向前冲。「经验」从来不是他说服别人的优点,能「敏锐」的在黑暗迷宫中看见光的方向,才是被老闆欣赏的原因。

认识他时我才服完兵役,申请到医学院当助教兼研究员。当时我已经出版了三本颇畅销的书,也得到《联合报》小说首奖,并且被电影界网罗改编自己的小说。我写了一本小说《擎天鸠》,由自己改编成后来成为军教喜剧电影始祖的《成功岭上》。国防部找到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希望能同步发表我的小说《擎天鸠》以「配合」电影的上映。痖弦把这个从天而降的「难题」交给了刚刚才来上班,没有当兵经验的他,这个菜鸟很有「气魄」的把原本我这篇五、六万字的小说删减成两天可以刊登完的一万字毫不手软。

当时我竟然一点也不介意,因为他删改得非常精确,只保留比较文学描述的部分,删除了当初我为了电影剧本内容而写的情节和对白,那时我更在意的可能是电影的行销宣传。那年我二十七岁,他才二十二岁。

许多年后在我儿子的婚礼上,他上台说起这段我几乎忘记的故事。他说他不明白我为什幺不恨他,反而愿意和他做朋友,一直到现在。我的答案是:「因为你改的比我原来写的好。」没有错,他就是后来在工作生涯中不断转换战场,拥有两百多张名片,跨足过许多行业的詹宏志。

在詹宏志六十岁的生日宴上他只邀请了大约六十位朋友,其中来自电影界的朋友极少。喝了不少酒的张大春和我聊台湾的未来和出版现况,他聊起詹宏志在远流出版社当总经理的那段期间,曾经想到不少突破传统的行销书籍方法。他买下罗斯福路三段一幢大厦的整面墙,把作家的照片和新书放在大厦的整面墙上,张大春和我的大头照曾经被他挂在那面墙上很久很久,一直俯瞰着这个我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城市。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际会,才决心把自己过去很不关心也不在意的早期小说和散文的版权和仓储,一口气全部买回来,放心交给远流重新出版。

从远流到城邦集团,我们一直都是合作伙伴。当年追随詹宏志一起工作的年轻菜鸟编辑们,也渐渐成为出版界的老闆或总编辑。在宴会即将要结束时,詹宏志红着微醉的脸有些感伤的说,以为生命还有很多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怎幺大半辈子老是在为「别人的」事情忙碌,一晃竟然就六十岁了。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又有人问起詹宏志为什幺不再参与台湾电影的製作,他幽默的回答说:「因为我对于台湾电影的配额已经用完了。」

藉着一次比较长的旅行机会,我终于忍不住问詹宏志后来他为什幺不再参与台湾电影製作了。他回答说因为有太多电影的案子来寻求他的协助,他实在无法应付每个人,加上他还有许多新鲜的挑战在等着他,于是他乾脆让大家知道他正式退出电影圈。他语重心长的说:「其实每件事情我都没有比原本那个行业的人更有经验或更专业,我只是愿意像菜鸟一样,努力用功重新学习,找出自己觉得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其实只要真心想做,任何人都可以取代我。除非每个拍电影的人想要的只是方便的路,只在乎个人的名利,而不是真正热爱这个行业。只要有推动整个时代向前的理想和热情,你自然就会在逆境中全力以赴,找到出口。三心二意,老是害怕失去什幺或是受到伤害,那就永远踏不出去了。」

几年之后,一群在电影界浮沉近十年的菜鸟们,终于成功的踏出了那艰难的一大步,重新振作起来,打开了一个局面。或许因为这样的局面又让我想起詹宏志这个人,他每天在办公室见许多不同的人,回答着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好像是给病人问诊、开处方笺的医生。他开的处方笺比健保便宜,因为完全免费。或许因为他一直处于台湾各种文化或商业活动的浪头上,或许朋友之间都很习惯从他那里「得到」什幺,也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他并不需要从别人那儿得到什幺,尤其是鼓励或讚美。任何给予他的奖赏都只是锦上添花吧。于是我决定熬夜写下像他这样一个在战后出生在台湾南投乡下的穷小孩和台湾电影的故事。

他是一个非常活跃又全方位的知识分子。其实在一九八二年台湾新电影浪潮兴起的前一年,当时才二十五岁的他就策画了一部很特别的电影《一九○五年的冬天》,认识了年轻的编剧杨德昌。之后他奉报社之命去美国参与了《美洲中国时报》的创立,结识了一群留美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李安。所以他在后来的编辑及出版工作上,始终非常重视台湾电影的发展。

一九八三年他从美国回台北,在中影公司试片间补看了几部新电影作品之后,立刻认为这是一场重要的台湾电影革命,大家一定要坚持和支持下去。所以当《儿子的大玩偶》发生了「削苹果事件」时,他和当时在《工商时报》工作的主编陈雨航下了很大的决心,在戒严的时代,报纸版面非常稀少珍贵的时代,他们火力全开,全力批判执政者。

之后,詹宏志又正式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在文章中大胆的确立了「台湾新电影」这样的概念。他也渐渐从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和这些新导演们成为好朋友,这些自认为比较缺乏商业判断、行销企画和寻求资金能力的年轻艺术家们,有了各种难题都会去找詹宏志讨论,他鼓励侯孝贤在《童年往事》之后先拍《恋恋风尘》,他看出来全力支持侯孝贤拍他个人风格的电影是非常重要的,他曾经说:「所有劝侯孝贤向商业市场修正的商人都是在消灭侯孝贤,因为艺术电影的市场在全世界。」

一九八七年解严前夕,台湾电影界和文化界的一群朋友对于当前许多事情无法再忍耐,由詹宏志执笔完成了一份重要的台湾电影文献,就是「台湾新电影宣言」。在这份宣言中詹宏志正面批判了政府错误的电影文化政策,批判了大众传播对于电影艺术和文化的歧视,更直接指出媒体上有一群保守的评论者,用落伍的言论阻碍了台湾正在进步及迈向国际舞台的新电影的发展。这份宣言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我不敢断言,但是对于催生九○年代之后政府的「电影辅导金」政策肯定是有的。这个政策后来成为台湾电影工作者能继续拍电影的重要支柱。

曾经有不少国内外的电影评论者认为「台湾新电影浪潮」始于一九八二,终于这份宣言出现的一九八七,最多再延续到《悲情城市》得到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的一九八九。但是,詹宏志却持完全不一样的见解,他认为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电影作品都跨过了这个界线,侯孝贤和杨德昌在九○年代都交出了很多作品,例如詹宏志一手促成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最近我在整理旧档案时,找到许多关于我和杨德昌一起讨论,并且完成了分场大纲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相关资料。当我决定放弃继续和他合作后,他转而求助于詹宏志。我记得第二天詹宏志和杨德昌来找我深谈时,詹宏志刚刚剪了一个头,是太太王宣一剪的,看起来有点怒髮冲冠。我告诉詹宏志我无法再「陪伴和照顾」杨德昌了,因为他的下一个计画太大,脾气也太大。我没有说出口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我想离开中影了,也想告别电影工作,因为八年下来我的身心已经无法负荷更多压力。

詹宏志露出了他的招牌笑容,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从那一刻起,他慷慨接手这个大计画,担任製片和策画工作,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整整耗费五年的漫长时间才完成。没有错,漫长的五年。当我在戏院看到这部电影时自己已经告别电影四年。在戏院里我哭了好几次,因为我终于看到了一部在台湾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之一,而且我知道幕后崎岖的过程,詹宏志面对比我複杂多了的问题,他都一一承受。

在杨德昌和王宣一都已经不在人世后,詹宏志因为纪念宣一而重新出版她的作品《国宴与家宴》时,又提起了这段往事。他说杨德昌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常常在半夜收工后带着少数工作人员去他家,两夫妻都从睡梦中起来招待他们。他心情好时就报告他的领悟和发现,心情不好就骂东骂西,王宣一如果问他吃饭了吗?他会像小孩子一样无辜的笑起来摇摇头,王宣一就会进入厨房像是变魔法一样,很快就弄出大家可以吃的食物。可见得当初詹宏志要解决的不只是资金,而是用自己的家庭来包容、安慰这个火爆脾气的电影艺术家。

我可以想像杨德昌和伙伴们在深夜喝着一碗热呼呼香喷喷的汤麵和几碟可口的小菜,或是一锅热腾腾的稀饭配一桌子菜的温暖感觉。和杨德昌合作拍摄《恐怖分子》时,他也常常深夜来我家敲门,我只能睡眼惺忪的陪伴我心目中的「恐怖分子」去外面找地方坐坐,怕他吵醒家人。比起来,詹宏志、王宣一这对夫妻真是比我慷慨又有情义多了。

对于詹宏志而言,我认为他对于台湾电影的最大贡献是凭着他个人的智慧、毅力、热情和爱,把原本真的可能结束在「台湾电影宣言」发表那年的「台湾新电影浪潮」延续了下去,跨越了九○年代。从最关键的《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后来的《戏梦人生》《好男好女》《独立时代》《南国再见,南国》《多桑》等等,在这些重要作品拍摄过程中,他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当年李安决定是否要拍他的第一部电影《推手》,也都是由詹宏志出面召集台湾的电影人在他家开会,鼓励李安接受极低的预算来完成第一部作品。

目前国外一些电影评论者在描述「台湾新电影浪潮」时,渐渐接受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这股新电影浪潮从来没有结束,他们会把李安、蔡明亮、林正盛、张作骥、陈玉勋等导演的作品都算进去,而这些导演们也一直活跃到现在。

战后的台湾在文化上像是处于威权、戒严、封闭、殖民气氛下的黑暗迷宫,知识分子总是焦虑的寻找光。我说的正是一个行动派的知识分子终于开始採取了行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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